中研院民族所解聘余伯泉風波／張淑芬六月二十八日中研院民族所所務會議，在研究人員無重大過失的情況下，解聘一位五十九歲與一位四十七歲的博士級研究人員，這位四十七歲的研究人員正在執行國家的重要政策，海外台灣人團體今年曾聯名在「自由廣場」發表文章稱譽這位研究人員為「台灣的希望」。 先進國家有所謂終身聘制度，以便鼓勵研究人員在工作保障下，能自由進行研究與創新，而不受學術迫害。這種終身聘的決定年齡大多在四十歲或四十歲以下，但是中研院卻直至四十七歲甚至五十九歲還不讓研究人員有自由研究與創新的空間，這種壓制研究人員的殘忍手段，真的有助於研究水準的提升嗎？不無疑問。 這位四十七歲的研究人員，於一九九三年初通過台大副教授的資格審查，進入中研院時，係由六十多位博士申請者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必然是有兩把刷子的優異研究人才。 管理優異研究人才的精髓其實很簡單，這種人好像「發電機」會自己「動」，只要給他空間不要壓制，他就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克服萬難發展出研究成果。然而中研院的制度卻不是這樣，而是層層壓制，因此這位研究人員在一九九八年很感慨地寫下一篇「異議與人權在研究院」的文章，他預測中研院制度：其重要後果是當一位「低階」研究人員與一位「高階」研究人員針對某項問題，產生重大異議時，低階人員乖乖就範的機率遠大於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喚，因此很可能錯過一個革命性的跨領域研究成果！長期後果堪憂，因為一旦符合「學科堡壘」掌權者的認知成為必要的續聘與升等之道，以免「意外開票」（社會心理學研究證據早顯示投票是一種非理性行為）的災難，那麼中研院制度將脫離原先設定的目標，成為一種粗糙的形式，形式下的運作則是東西方人際情感模式的各顯神通。 他在六年前預測的災難顯然應驗在自身，原因是他在一九九七年秋天接受前台北市長陳水扁委託研究通用拼音，他就是我們的朋友余伯泉教授，他忠於這項委託，在陳水扁落選時，仍一路與國民黨政權及大中國派奮戰到底。然而他也清楚知道民族所內「高階」研究人員不認同這項研究，他到底要「就範」還是「聆聽內心呼喚」？ 顯然他選擇了後者。我們十分疑惑的是：中研院是人民納稅錢支付的研究機構，立法院代表人民，二○○○年初立法院科技委員會要求中研院解決拼音爭議，他投入拼音研究，何罪之有？但是民族所審查卻抨擊他為不務「正業」，請問中研院高層：民族所是不是人民納稅錢支付的機構？任何民族與語言的關係難道還不密切嗎？ 更離譜的是，中研院學組聘審會解聘余教授的說明文字不到「三百字」（見研究人員聯合會網站http://ruas.sinica.edu.tw），無任何實質理由。該聘審會享受「學術權力」，卻未負起相對的「學術責任」，這個「三百字階級壓制文」將可以讓中研院「留芳千古」。誠然，就我們所知，中研院解聘一位研究人員居然不需要經過李遠哲院長這一關，而是由學組聘審會直接判定。但是這種留芳千古階級壓制文，難道李院長無督導不周之責？ （作者張淑芬╱台灣母語教育學會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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